人物志|蔡康永:电影漩涡里的一个好人_新浪娱乐_新浪网
发布时间:2017-06-07
  • 蔡康永:电影漩涡里的一个好人
  • 采访完才发现,蔡康永说的是库布里克不是库柏力克,是戛纳而不是坎城。

  《吃吃的爱》上映11天,内地票房仅2648万,加上台湾的1000多万票房,总体已经很难越过影片的成本线5656万,从生意的角度来看,蔡康永的导演处女作是赔本的。

  “这就是人生,我也不是电影史上第一个赔钱的人,也只能这样,难不成我要去死吗?”蔡康永在台北首场谢票活动上说,让听到的人都想同他一道苦笑。

  专访那天,蔡康永以我的名称呼我,那是他的工作人员预先做好的功课,也是团队对待采访的多年习惯。坐下来后,他摊开手掌,想帮我把录音笔放在离他最近的地方。坐在这位台湾头号主持人面前,我全然没有严阵以待的感觉。面对工作人员的躁动,他还从容地讲了那些在内地主流舆论里敏感的性取向话题。

  采访他之前,我做的额外功课,是把许多大导演和名作的台湾译名与内地译名对应好,但采访完才发现,他说的是库布里克不是库柏力克,是戛纳而不是坎城。

  蔡康永显然是一个懂得匹配环境的人,它看起来是本能,并非世故。它首先来源于名门家庭生活的耳濡目染,很小的时候,蔡康永就知道打牌和应酬是两回事;孩提时代就登台表演,惨绿少年时代是所有人眼中的优等生,蔡康永的生活确也有了舞台的性质,很早明白每个人有他的角色;大学教育阶段,好莱坞务实的电影评价标准,又令面向观众的商业法则在他的电影观里根深蒂固。

  但也正是这种本能,让蔡康永惯于做一个好人,即使是在统筹全局的导演之位上。

蔡康永与小S在台湾谢票蔡康永与小S在台湾谢票

  他不想以“蔡康永导演处女作”为噱头,甚至并不想在成片中加上“蔡康永导演作品”的字幕,这使得他的回归电影圈,更像是一种共襄盛举的顺势而为;他满心装载观众,愿意多次为观众而调整,但又始终有“梦中梦”的表达抱负,退步与抱负之间,有一种衔接上的缺憾,给影片带来的直接观感是尴尬的;他甚至不大愿意去麻烦自己的女主角们,总是预先为她们规避掉麻烦,可麻烦、困难就是比温存、顺利更常见的存在啊······

  《吃吃的爱》成为了蔡康永人生中少见的失败,他似乎以足够从容的态度面对了它,而舆论对他的失败也足够宽容。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因此难过,会因此而难过多久。我只知道,那次上映前的采访中,他设想了这部电影之后可能走上的两条导演路。

  然而,在那场谢票活动上,蔡康永却说,短期之内,他不会再当导演了。

进取的人生

  蔡康永在包围着他的人群中,找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缝隙,向我们挥手,告别《吃吃的爱》在北京的最后一个通告日,他飞回了台湾。

  第二天,台湾地区传来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消息,台北媒体把这个消息告诉正在路演的蔡康永,那一刻他难掩惊喜之情,回头对男主角金世佳说:“你居然跟我们一起参与了历史的一刻。”

蔡康永与金世佳在台参与历史性的一刻蔡康永与金世佳在台参与历史性的一刻

  蔡康永等待这一刻已经很久。

  我相信优秀是一种本能,但仍试图为他的锐意进取,找到一些缘由。我问他是否如小S所说,17岁就已经出柜?我又问他,有这么一种说法,同性恋者在潜意识层面知道自己无法繁殖后,在创作上会更进取,因为希望以作品的形式留在世上,你同意吗?

  这时,宣传团队已经开始躁动,蔡康永依然笑得温柔,用一种“不要听小S乱讲”的语气回答:“17岁真的是不太可能啦。”

  “17岁这样做的话,是要面临很大的压力的。”蔡康永又认真起来,他的高中时代在一所类似英国贵族寄宿型的学校里度过,“那类学校对于这件事情有一种很暧昧的态度在,他们全校都是男生,学校里的气氛跟外面不太一样,所以说17出柜这件事虽然不是真的,可是当时的确感觉不到外面社会的压力。”

  这种压力,在蔡康永走出寄宿高中的城堡后,一直没有卸下。“我妈妈很早就过世,我父亲在的时候,没有,没有所谓的出柜这件事。”

  2000年,蔡康永的父亲蔡天铎去世。2001年,李敖访问蔡康永时,问道:“你是gay吗?”蔡康永坦然承认。

  之后,蔡康永便成为台湾娱乐新闻的焦点人物,在华人社会,作为公众人物的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所以我后来也不太鼓励别人这样做,我说你要照你自己的人生决定,你不能够因为我度过这样的时光,就认为你可以,因为当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不一定有办法处理。“

  至于“无法繁殖因而更热爱创作”之说,他说,鼓吹这样的想法,是很危险的。“那些不做创作的同志要怎么办,对不对,他还是没有办法留下作品,你不能用这种想法去伤害他们说,他们既无法留下血脉,也无法留下作品。所以这个想法要谨慎的使用。”

  “我觉得这是一个选择。我有朋友,一对异性恋夫妻养了很多小孩,到最后觉得很不值得。倒不是小孩不孝顺或者不听话,而是觉得累死了,就是人生最精华的岁月的很多时间都来培育小孩,所以有的母亲是真的跟我讲说,早知道人生都会花费在这个事情上,她可能宁愿不要养。”

  蔡康永为自己进取的人生给出了另一个原因。

蔡康永的父亲与母亲蔡康永的父亲与母亲
改变蔡康永家庭命运的太平轮改变蔡康永家庭命运的太平轮

  父亲蔡天铎是“太平轮”的拥有者,来到台湾后,是岛内有名的大律师,蔡氏一家被称为“最后的贵族”。但出生时,父亲已经五十岁,蔡康永很清楚,“我呢,是绝对没赶上最后一批的,我是‘最后’又过了很久以后,才出现的。”

  这种“最后”又过了很久以后的家族氛围,仍然对蔡康永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最直接的来自于大家长蔡天铎。

  蔡天铎是上海人,他坚持家里的玄关一定要够大够气派,用最好的材料,因为客人来了第一眼印象很重要。蔡天铎喜欢疯狂地买书,“我爸爸那时候的书房很好笑,他设计了好几面书橱,只要他买的书够把这几面书橱放得漂漂亮亮就完工了,就不用再买书。”

  在台北的中华路国军文艺中心看戏,蔡天铎必须买到第一排的座位,那是达官贵人之间“兵家必争之地”,也是留在台湾的老兵最后的“战场”。蔡康永总是坐在父亲的身旁。

小时候的蔡康永小时候的蔡康永

  后来,蔡康永成为小小的京剧演员。他记得那年表演《四郎探母》,随着鼓点越来越密集,蔡康永以武生造型铿锵亮相,台下的老兵爆发出响彻会馆的叫好之声,在这个社交场里,坐在第一排的蔡天铎,望着台上的小儿子,显露出满意的神色。

  “大概是家里太多书,以及在京剧舞台上的“虚荣”,让我觉得,被听见和被看见是一种成就。”这是蔡康永的自我总结。

向通俗靠拢

  写《吃吃的爱》的剧本,花了蔡康永很长的时间。长到小S都会怀疑,电影是不是不了了之了。

  那时候蔡康永着迷于日本女作家宫部美雪,她喜欢把笔下的每个人物都写得很详细,写命案,连命案现场隔壁小店里的老头子她也写一下,“你会觉得她对众生都有感情”。于是蔡康永写那些在电视圈受打压的小明星往上爬的过程,每个角色都有它的讯息在,洋洋洒洒地,蔡康永写下了厚厚的一版剧本。

  制片人拿到后,只简单地说了一句:“按你这个场次,最后就是部6小时的电影,不可能拍了。”

  蔡康永有点不舍,“好不容易构建起来的一个人物,在90分钟内就匆匆告别,实在是挺挥霍的”,可又觉得制片人说得有道理,他想起大学教育曾经教会他的商业电影法则,那所坐落在美国好莱坞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告诉他,商业电影时长以90分钟为最佳,因为要考虑到观众的注意力集中程度。

金世佳、小S、林志玲金世佳、小S、林志玲

  “这当然犯了故事推进的大忌,就是你很不专心,因为你东写一个人物,西写一个人物,最后剧本就变得很庞杂。”这样想着,蔡康永说服了自己。于是,蔡康永狠心请了另一位编剧加入,以他人之手砍掉了当中的枝节,让情节可以爽快地推进。

  可是,他又有点不甘心。

  蔡康永想起在中学时,一位高中同学为他打开了欧洲艺术片的大门,让他看到了黑泽明、费里尼、伯格曼的电影, “那时候惊为天人,这些人太有种了。在惨绿少年时期,所感受到那种人生很空虚,很荒谬,世界很令人愤怒这些感觉,你在那些商业电影看不到,你在这些文艺片里能看到。所以就觉得艺术片的导演才说中了我的心声。”

  蔡康永不能忍受一条单线的家庭通俗剧就这么下去,他决定开开脑洞,于是另开一条平行时空来与现实交错进行。

  拿到这版剧本后,小S和姐妹淘预先看了一遍,范玮琪和阿雅说,她们完全看不懂这个故事,也不知道电影出来会是什么样子。蔡康永意识到,这个刚建立起来的平行时空,在阅读和理解上有困难,后来在拍摄时也会有一定的困难。

  他又想到了观众。他认为观众其实只有力气跟随一个时空的主角,如果坚持要平行时空,两条线,一定要分主次。“所以即使我还是拍了两个人物都有各自的情感生活,可是最后剪的时候就只好把太空餐厅里那些感情戏都剪掉,变成一个很抽象的、写意的呈现。”

  到了剪辑阶段,蔡康永第一次知道剪辑师的力量有多大。“你把素材交给他以后,他有一段时间是不跟你沟通的,他根据素材剪了一个他觉得似乎是最好的方法,但是我见都没有见过的东西,没有按剧本剪,我当然是有惊吓,也有惊喜。”

  蔡康永去问剪辑师为什么会这样剪,“他就告诉我,你不可以让这场戏抢掉前面那场戏”。蔡康永拍了一个感人的镜头,剪辑师说,可能这个镜头放在这里让观众落泪,等一下就哭不出来了。

  他们总是用观众来说服蔡康永。就像在电视圈里,王伟忠也曾”敬告“蔡康永不要再做文艺而不热闹的节目,收视率证明,制片人是对的。

  蔡康永总是相信通俗的感染力,从小时候台下老兵的叫好声,再到大学给他的商业电影教育都是这样告诉他的。

  他何尝不曾进入过艺术片繁盛时期的电影圈啊。

  蔡康永参加第一个剧本工作是谢晋导演的《最后的贵族》,他与原著《谪仙记》的作者白先勇在美国修改剧本。

谢晋导演《最后的贵族》谢晋导演《最后的贵族》

  那是1989年,侯孝贤凭借《悲情城市》捧回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后来的1991年,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拿到东京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1993年,侯孝贤的《戏梦人生》又摘得戛纳电影节的评审团奖,李安则以《喜宴》为台湾带来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但在蔡康永看来,那种国际奖项上的繁荣是属于手工业的繁荣,它始终没有形成工业规模。“应该是有台湾的生活被台湾以外的人看见了的快乐,可是那些电影的票房并不理想,它没有在台湾引起市场的认同。”

  “对,那是有侯孝贤和杨德昌的时代,但你看到这些人是不快乐的,整个社会对他们很冷漠,媒体对他们也并不一定友善,因为他们代表着新的力量,而旧的商业力量感觉到自己是被威胁的,所以有新旧两代的搏斗,整个气氛还是低气压的。”

  “当时电影圈气氛也不愉快,很多什么尾款拖欠之类的事情发生,听起来不像一个健全的行业。”

  那时候蔡康永的老板很想靠拍电影拿奖,就找来了香港的导演许鞍华、关锦鹏,蔡康永便时常有跟他们相处的机会。有时许鞍华、关锦鹏会找侯孝贤聊天,蔡康永就在一旁。听到侯孝贤说构想,可这些构想多少年都完成不了,蔡康永觉得特别沮丧:“他们电影圈的人聊一个案子,聊三五年都没有效果,我觉得太慢了,觉得我的青春这样耗费下去没有道理。”

翻书触电王翻书触电王

  后来,蔡康永受张小燕提携,借由影评节目打入电视圈。

  “电视是个更不友善的环境,你只要敢搞艺术,一个礼拜就让你节目停掉。”但蔡康永说,还好他天生就爱通俗、娱乐。

  离开的日子里,蔡康永一路都在观察电影圈有什么不一样。有一天,蔡康永看了一个六分钟的视频,叫《电影史上最了不起的100个镜头》。从默片时期的卓别林往后的镜头,他都完全认得出,到了现代的时候,突然就冒出了《钢铁侠》、《蜘蛛侠》的画面。

  “这个认知标准让我很诧异。我当时就想说,好莱坞恐怕也是这样吧,它越来越繁荣、钱越来越多的同时,只留下了越来越小的空间给那些不鸟市场的人。”

  “我觉得,电影已经失去它神的地位了,它现在就是一个被消费的商品。”

安全的范围

  一天,蔡康永如常录制完《奇葩说》,另一名主持人高晓松说要去找乐视影业CEO张昭谈一个项目,当时吴宇森执导的《太平轮》由乐视影业主控,张昭知道蔡康永与“太平轮”的渊源,所以想找蔡康永。于是三人一起碰了面。

  彼时,《太平轮》是乐视头牌电影项目,它投资巨大,群星云集,由华人导演中的佼佼者吴宇森执导。鲜花着锦,烈火烹油。

  张昭热情地说,他是美国另一所电影名校纽约大学的毕业硕士,与蔡康永有着相似的经历,两人聊起在异国他乡组织同学、找钱拍片的时光,颇有共鸣,张昭便向蔡康永发出了拍一部电影的邀约。

  六千万的成本,张昭说。在当时新导演纷纷跻身十亿俱乐部的电影市场,收回成本似乎并不难,蔡康永觉得,这是一个安全的数字。

  况且这部导演处女作还有四家投资方共担,曾制作《军中乐园》的原子映像成为实际制作方,并有投资,另一家投资方凯擘公司则主要负责发行。除了这三家,投资方还有蔡康永在台湾的经纪公司海滩娱乐,这家公司的老板娘是演员曾恺玹,她不仅是该片出品人,还参与出演。

《吃吃的爱》汇聚的不只是小S、林志玲,还有一众“康熙”和“奇葩说”的艺人们《吃吃的爱》汇聚的不只是小S、林志玲,还有一众“康熙”和“奇葩说”的艺人们

  蔡康永环顾四周,发现手上有小S、林志玲,有《康熙来了》的艺人们,有《奇葩说》的朋友们,于是他决定把这些兜在一起,“纪念此时此刻的我的生存状态“。

  我问蔡康永,有没有意识到,无论是合作方、题材和演员,他都下意识地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安全的环境?

  “题材跟人都是我能够掌握的,这很重要。”蔡康永承认,他曾经试过想挑战,比如去找韩国或者日本的摄影师,但制片人劝他,类似的工作团队沟通是很麻烦的,希望蔡康永郑重考虑需不需要付出这样的代价。

  蔡康永选择安全的范围,同时也周到地考虑合作者的安全感。

  与林志玲认识十多年、共同主持过三十多期节目,蔡康永仍觉得,邀请林志玲加入自己的导演处女作是在为难她,“以她的工作时间分配,以她的地位,其实不大可能再演一个场次比较少的女角。”

  到了片场,蔡康永对林志玲的表现总是满意,有时林志玲都忍不住对蔡康永说,如果觉得不够好,一定要告诉她,不需要客气。

  《吃吃的爱》有一场小S与谢依霖的牛奶池摔跤比赛,拍摄前,服装师拿了摔跤服进来,蔡康永皱了皱眉头:“S会不会觉得不好看?”于是他让服装师拿了另一套比较好看、可是并不是摔跤服的衣服。小S在首映礼上谈起这件事,还是有点难以理解:“这有什么关系呢?摔跤不穿摔跤服穿什么呢?你怎么知道我不愿意穿呢?”

  采访中,蔡康永展望了《吃吃的爱》之后的计划,他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更任性,把预算降到更低,是《吃吃的爱》的1/10或者1/100,享受粗糙的制作过程,“但收入就和小S办千人演唱会一样,根本不构成产业规模,在你的财产比例里是不值得做的。所以除了自爽,除了向自己证明自己,跟向世界证明自己,此事没有做的必要。”

  另一条路,是一个比《吃吃的爱》更贵的电影,承担的商业压力更大,要不要做呢?蔡康永用圆珠笔托住下巴思考着。

  “我目前想来,两条路都不妥,我要拍剧集。”

  蔡康永已经有拍网剧的计划,在重复说话的宣传期过后,他想要找编剧来聊一个十二集的剧集,“可以把故事铺展得舒服一点,不要压缩在90分钟里,因为我觉得创造一个人物很珍贵,90分钟就让它告别,实在挺挥霍的。”

  我忍不住对他表达所想:“拍更贵更大且成功的电影,你可能需要成为一个‘暴君’,比如詹姆斯·卡梅隆,比如王家卫。”

  蔡康永点点头,他说他采访过王家卫,“我很敬佩,但我没有向往那样,所有人拿生命跟他耗。他讲到他不管哪一部电影,去那个国家逛很多个月,带大家东晃西晃,体会当地的生活气氛,找景。我不知道他是否乐在其中,当他的家人在生活、孩子在长大的时候,他就在晃。整个剧组最后拍出来的东西,丰富到足够他另外剪三部电影,那是他选择的生活,不是我。”

  “我看过暴君戏,但我好像做不到那个样子,为了完成自己的电影,浪费人家生命的几率很高啊。” 蔡康永抿了抿嘴,“嗯,但是这个提醒我会放在心上,没有必要再把自己卷入一个更大的漩涡之中了。”(阿辉/文 王博/摄影)

栏目介绍

  《人物志》是新浪娱乐原创部门精心打造的一档高端人物访谈栏目,创刊于2012年,迄今已有四年的积淀,是互联网娱乐媒体内容品质领航者。本栏目频次不定,月均可达每周一期,采访对象多是一线大咖,如有新作品上映的章子怡、范冰冰、巩俐、王千源,也有处于娱乐浪潮前沿的明星嘉宾,如深陷差评热潮的叫兽易小星、身在转型危机之间的李易峰。作为频道级别的栏目,《人物志》彰显的是新浪娱乐的媒体影响力和媒体价值。

主创团队

  • 出品:陈弋弋出品:陈弋弋
  • 监制:刘婷监制:刘婷
  • 副主编:张燕副主编:张燕
  • 栏目统筹:梵一栏目统筹:梵一
  • 主笔:阿辉主笔:阿辉
  • 编辑:Koyo编辑:Koyo
返回顶部